湖南湘军！英勇湘军，你了解多少？

湖南湘军！英勇湘军，你了解多少？

#博物馆故事#

近代湖南如彗星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划过，其光亮之强，国人为之侧目，至今仍为湘人自豪感之重要来源。

湘籍近代诗人杨度赋诗云：“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少年歌》）这段话将湖湘文化之敢为人先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前篇的“十问三河”，不仅让我们全方位的三河之役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时也让我们对湘军有了不一样的解读。对于湘军的研究，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湘军至今已一百五十多年，关于湘军的史料研究也有众多，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湘军。

湘军是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在湖南团练武装的基础上组建的一支军队。它由江忠源发其端，曾国藩总其成，胡林翼、左宗棠壮其大，发展成为清朝平乱的重要武装力量。湘军历经国内平乱战争二十年（咸丰初年至光绪初年），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统帅，将战争理论与实战相结合，鉴古而不泥于古，效人而不拘于人。

湘军发祥地-古代湘乡

湘军的崛起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必然，适逢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洪杨之乱，湘军适时而动，一举闻名于天下。但如若没有湘乡人民在湘乡水土养育下所形成的独特气质，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抓住时代之机遇，竟此千古之大业的。所谓水有源，山有脉，而此人民精神之血脉来源为何，这多应归结于人民生长之土地，受养育之地理环境。

湘乡是湖南一个古老县邑。自汉代建置以来，湘乡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的悠久历史。古代湘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近代湘军崛起的历史渊源。

历史沿革远古时期，湘乡为群潍百蛮之区。先秦三代，画井分疆，湘乡属荆楚地域。秦灭六国后，于楚地置长沙郡，湘乡属长沙郡。西汉于湘中大地置湘南和连道两县，乃是湘乡最初母体。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汉哀帝刘欣封王子刘昌为湘乡侯始有湘乡之名。东汉改湘南县为湘乡县，是为湘乡建置之始。南朝省连道并入湘乡。隋代省湘乡并人衡山县。唐代析衡山县复置湘乡县。元代湘乡改县为州。明清复为县制。

由于湘乡处于由山脉构成的U形的地形包围中，曾国藩在《保守平安歌》中写道：“我境辟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在古代不发达生产力的历史背景下，在此空间内生活的人民势必需要团结合作才能更好地进行生产，在中国古代的家族宗长制的历史背景下，家族团体势力势必得到加强。

多山的地理结构，耕地数量有限，在原始工具的刀耕火种生产条件下，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势必养成“扎硬寨，打死战”的剽悍民风。加上由于涟水水系的树枝状的流域形状，在受季风气候影响的湘乡，发生洪涝干旱等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受生活所迫，该地具有较浓厚的尚武风气，据湘乡县志记载，“湘军好勇”，“以勇敢善战，诧为海内所推许”。

因这种种的地理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人文历史因素，这为湘军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湘军的练成

中国古代的军队，大致可分为官方军队和民间军队两大类。民间军队，多以创始人、主将的名字命名，如“岳家军”、“戚家军”、“杨家将”等。从曾国藩创立“湘军”开始，有了以地方命名的军队，后来就有了“川军”、“桂军”、“直系”、“奉系”、“皖系”等。

曾国藩自带兵之日起，就决心要练成一支全新的，能战的部队。这种愿望的迫切产生源于他对绿营弊端的深切感受与极端痛恨。咸丰二三年间，先后奉上谕担任团练大臣的官员有四十三人之多，而最终成就大功的，只有曾国藩一个。

湘军从不起眼的地方团练而成为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清廷疑忌而又不得不依赖的部队。这由于曾国藩在受命之初就决心另起灶炉，按照自己的想法带出一只新部队，他在初到长沙后的一份奏折中就把“团”与“练”区分开来，并提出：“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的建议。曾国藩提出在省城组建大团，实际上就是在省防绿营之外另起灶炉，组建一支新军，这显然与朝廷的初衷相背离。而“病急乱投医”的清朝统治者并未注意到两者之间的不同，而是要曾国藩悉心办理。于是各地团练队伍陆续来到长沙，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正规化的训练。曾国藩用破心机，几经周折，才成功的带出了一支清政府不得不倚重的湘军劲旅。

当时绿营与湘勇为合训管理，但两者冲突不断，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尤其是永顺兵与塔齐布的辰勇发生械斗之事使得曾国藩下决定离开长沙，移军衡州专事练兵。然而他在皇帝那一方则粉饰说，作为臣子不应给国家添乱，这些琐事就无需让皇帝不安。而曾国藩深知长沙是矛盾丛生之地，而他也与地方军政大员的关系难以为继，要继续练兵矛盾仍然不会减少，与其在矛盾中心挣扎，不如退居边缘专心练兵，以求有所成效。

曾国藩不但善于避开矛盾，专心办事，更善于统揽全局、把握关键，他敏锐地观察到绿营兵不可用。必须在绿营之外单练一支新军，要消灭太平军，必须浮江东下，必须面对太平军的水营，因此也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湘军水师与之对抗。主张湘、鄂、皖、赣四省联防，先后推江忠源、吴文解主持大局。当太平军西征取得辉煌战果时，江忠源，吴文先后战死，长江中游的绿营主力已经或败或散，故眼两湖，能战的主力军非曾国藩莫属。1854年2月25日，在皇帝三番五次的催下，在长沙军民望之如甘露倚之如长城的渴盼中，威风凛凛地率军北上了，经过近一年互有胜负的征战，湘军席卷两湖、进军晥赣，收复了武昌等大城市和田家镇等要地，给屡屡战败的清政府打了一剂强心针。这时的湘军，也已经羽翼丰满，成为与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并列的主力部队。

湘军兵将是经慎选而出的，曾国藩深知官兵的素质决定了一支队伍的水平，而绿营兵员素质低下，视训练为儿戏，他则以绿营之弊为镜鉴，建立了自己的建军标准：“呼极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火同往，胜则举杯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招募士兵往往以县籍分营，兵由将选，关系密切；各营最初又有各种名称，如湘乡勇，新宁勇，平江勇等。曾国藩认为，这样的招募和编组的方式可以有控制官兵，同时由于勇丁之间是同乡、同族、亲威等密切的关系，从而能在作战时“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

曾国藩在湘军的训练上花了很大工夫。当时所称的“训练”并不同于今天所说的军事训练，而是分为“训”和“练”两个方面。“训”是思想政治教育，“练”是军事技术训练。曾国藩注重训、练并举，并特别重视“训”的作用，自称“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对于“练”，曾国强调“治军以“勤”字为先”，要求各级将领和全体官兵勤于练兵，强化技艺、枪法和阵式，他曾专门访水武师和猎户，请他们帮助教授湘军勇丁军事技能，有时亲自组织单兵军事技能考核。

曾国藩顾及到湘勇（湘军也称湘勇）“吃粮当兵”、“赚钱养家”的现实需要，采取了“厚薪养兵”的办法。比如湘军正勇的月饷初定为四两二钱，虽然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但远高于其月饷，同时又是当时湖南一带农民种田收人的三四倍，从而吸引了大批青壮农民投人军。对于军官，曾国藩则采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办法，既保证其高额薪水，又保证其立功后的升迁，不仅在战斗中有功的中下级将领升迁很快。还有对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湘军官兵，曾国藩还向朝廷请示为他们建昭忠祠，亲自为他们写记立传，歌功颂德，并给他们的家属以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偿付。这样，敢战者有优厚薪饷，立功者有光明前程，牺牲者有死后哀荣，三管齐下，使湘军的训练，战斗积极性非常高，湖南各地农民投军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真可谓“前仆后继”、“源源不断”。

别具特色的湘军也就是这样练成了。它取经于成法（戚继光的经验）、脱胎于旧制，又能在实战经验的积累中不断发展革新，以适应战场。